“洋垃圾”禁令或将倒逼国外产品设计转型

原料设计与利用水平升级能否帮助我们消灭现行经济模式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呢？中欧两地政策制定者们认为是可以的。众所周知，循环经济思维同样也吸引了可口可乐等大型跨国企业的关注，并且对他们的产品商业设计产生深刻影响。

每年，全球垃圾填埋焚烧、废弃物清理和污染物管理的费用高达数十亿美元，而循环经济模式则可以帮助我们省下这笔花销。为构建资源利用率更高的可持续经济，中国政府与欧盟似乎自然而然地从中找到了合作的切入点。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执行官乔思琳·布莱里奥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在不久前欧洲委员会在马耳他召开的“我们的海洋会议”上，我们就这一问题与她进行了对话。

为清晰起见，本文对采访内容进行了缩减和编辑。

夏•洛婷（下文简称“夏”）：如今，自然资源日渐减少，海中漂浮的塑料垃圾有如一个个岛屿，电子垃圾更是堆积成山。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乔思琳·布莱里奥（下文简称“布”）：产业发展模式自工业革命以来，采取的都是一种榨取式的发展模式，也就是地下开采资源、制成产品、用后全部丢弃的三步走模式。尽管这种发展模式满足了发展需求，让数十亿人脱离贫困，但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污染。

从加剧资源稀缺的角度来说，这种模式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业界和政府都已经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不同以往的系统，能够带来更具弹性的长期繁荣，并使经济增长摆脱负面影响困扰。而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工作——推广循环经济模式。

塑料是现代经济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种材料，不仅随处可见，而且用途广泛，但材料规模增速也非常惊人。塑料可以说具有典型的线性生命周期，从有限的资源制成产品，最后在使用后被丢弃。塑料的特性决定了它能够快速积累，无论是消费还是生产都快速增长。

因此，我们希望从上游设计环节来重塑塑料包装行业。而对于其他一些环节，所要做的就是对分销模式进行创新，在不增加塑料废弃的情况下将产品交付到消费者手上。

这个策略的另外一部分就是要提高再回收利用质量，确保回收利用的部分不会降格成为低质原料。

夏：2015年12月出台的欧盟循环经济方案要求，成员国需要在2025年和2030年将包装材料的回收再利用率分别提高到65%和75%。您认为这样的目标是否足够？

布：新目标还在探讨之中。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个由欧洲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三方共同参与的“三方会谈”。在这个会谈中，成员国可以通过欧洲理事会行使很强的话语权。当然，关于降低这些目标的讨论也有不少。但归根结底，这种讨论围绕的还是下游环节。

欧洲委员会“循环经济方案”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强调了上游和设计环节，关注的是什么样的产品被推向了市场。
如果能通过“生态设计指令”或扩大生产者责任的方法，构建一个不会产生任何废弃物的系统，那么产品链下游的废弃物也自然就会减少。

这只是一种积极的看法，成员国之间的讨论将会进行得非常困难，而在这个转型时期，城市垃圾回收利用目标的设定也非常重要。

夏：5个亚洲国家向全球海洋地区“贡献”了60%的塑料污染。而中国则是全球最主要的塑料生产国之一。您能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欧盟将如何与中国携手解决这一问题吗？

布：在这个方面，欧盟驻华代表团表现得非常积极。最近，我们刚刚就塑料问题进行了一次高规格会谈，并以我们撰写的“新塑料经济”文件作为讨论的起点。

我认为，双方目前为止都还没有采取或出台很多切实的措施。过去15年来，循环经济这个话题一直是中欧双方的政策核心。所以，自然而然这一点也是双方合作的一个切入点。可以想见，未来双方肯定会就产品的通用标准或者材料废弃物的定义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中国在海洋垃圾问题上的立场一向非常坚定。中方明白，他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海洋垃圾也是欧盟理事会“循环经济方案”的一个核心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双方有很多潜在的合作点和相辅相成的机制，因而很有可能会在今年共同发布一些重大声明。

夏：最近中国出台了一项很可能影响中欧双边关系和垃圾事务合作的重大决策，即打击洋垃圾的“国门利剑2017”专项行动。目前，中国每年从其他国家进口70%的塑料废弃物和37%的纸质废弃物，算得上是全球最大的塑料废弃物市场。而中国的“洋垃圾”禁令将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您认为禁令对西方国家的工业设计会产生什么影响？从产品设计角度来说，这会不会是个好消息呢？

布：这很难说。但事实上，如果你开始说“我不希望这个东西流入我的国境”，那是因为你对这个材料的属性和质量有所担心。这种担心自然会逆向影响到进入该国市场的产品，而不仅仅是废弃物，因为产品所用的材料如果是你不欢迎进入本国的，产品的准入自然也就会受到影响。

如今，我们再也不能把所有东西都丢在门口，然后说一句“这些我们都不想要了”。我们要开始仔细思考材料生产、设计和使用的整个流程——如果产品不符合这个流程的最终要求，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对其进行重新设计呢？

从对设计工作的影响来看，拒收洋垃圾很有可能会对一些对于设计标准的规定产生影响。我们知道，中国已经采取不少行动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而且对生态设计的关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默克尔应该和特朗普谈什么？

尽管面临着迅速增长的国家债务和伙伴国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拉丁美洲国家依然从中国获得了稳定的大量投资。美洲国家对话组织和波士顿大学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国有银行对拉贷款额达到了史上第三高。

中国-拉美金融数据库2016年最新数据显示，尽管中拉双方都出现经济增速放缓，但去年中国政策性银行仍向拉美提供了约220亿美元的贷款，为史上第三高位，仅次于2015年的250亿美元和2010年的350亿美元。

2005年至今，中国在拉美投资总额已经超过1410亿美元，成为目前该地区最大的债权国。 “中国资金大部分流向了拉美经济最脆弱的国家。”美洲国家对话组织网站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其中约92%流向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西。

去年是巴西饱受困扰的一年，国内经济缩水3.5%，牵连甚广的腐败丑闻导致政府和在野党多位高官纷纷落马。然而，这一年巴西却获得了中方150亿美元的投资，占中国对拉投资总额的72%。

与此同时，2016年中国国债与GDP的比值上升至279%，导致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大规模的海外投资。 参与研究报告的波士顿大学教授凯文·盖拉格认为，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意味着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但他也指出，中国在过去20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快速消耗了大量外汇储备。 “他们必须更加关注自身全球投资组合的风险。”盖拉格告诉中拉对话。

对拉贷款热度不减

对于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以及问题重重的委内瑞拉来说，中国是他们少有的投资来源之一，而这些国家也是中国贷款最大的接收者。和往年情况类似，贷款大多集中用于偿还现有债务，或是投入能源部门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去年11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提供了22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刺激石油生产。

国际油价暴跌之后，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员，委内瑞拉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影响了偿还中国债务的能力。而委内瑞拉与中国达成的以油偿债的协议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同样处于低谷的厄瓜多尔上周日举行了总统大选。由于执政党候选人莱宁·莫雷诺和右翼前银行家吉列尔莫·拉索均未符合首轮直接胜出的条件，故将于4月3日举行第二轮大选。但无论谁当选，他们都无意与中国重新协商以油还债的贷款协议。

无条件贷款政策或有变数

报告还表示，与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金融机构贷款不同的是，中国政策性银行贷款依然不对贷款设置条件，如要求债务国采取某些经济政策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附加条件”政策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拉美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认为这一政策不仅给政府施加了难以应对的债务偿还条件，而且侵犯了各国的自主决策权。

同样，中国专家也在密切监控拉美地区未知的政治经济前景，并认为中拉关系或将迎来“转折点”。 “拉美地区各国应改善自身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者。”上海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最近对中新社表示。

盖拉格说：“为了督促拉美国家偿还贷款，中国越来越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有意思的是，如果有一个国家债务违约了，中国说不准会采用更加直接的手段进行干预。”

玻利维亚或成中资新热点

报告指出，2015至2016年间，玻利维亚得到了“中国政策性银行相当大的关注”。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玻利维亚的存在感大大提高，且高度活跃于能源、交通和矿业部门。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埃尔穆通铁石矿和罗西塔斯水电站项目提供资金，并投资了一个价值 万美元的安保项目。该项目的指挥中心位于拉巴斯，视频监控系统将覆盖六座城市。

然而，和厄瓜多尔等其他拉美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在玻投资大部分依旧集中在原料的开采和运输上，很可能会因“资源诅咒”而被套牢。 中国的需求曾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连续十年上涨，这让出口国家几乎毫无发展多样化经济的直接动力，只是坐吃山空。如今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各大出口国几乎已经没有其他的生财之道。

“拉美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才能拿出既能吸引中国合作伙伴，又能确保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引资计划。”报告指出。